叶公超脾气坏,尤爱讽刺挖苦人:“他最注意发音,如果发音有误,照例须挨骂……即使是女同学,如发音恶劣,亦不稍假以辞色,直言斥讽,入木三分。”他教钱钟书时,也是这派头。他挖苦钱钟书说:“你不该来清华,应该去牛津。”

叶公超五岁时,家人为他延聘教习,习画写字,修读经史,间学英文。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1925年获爱默思特大学文学学士学位。在此他成了著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研读文艺心理学,一年后获硕士学位。

叶公超的文学批评走的是“实际批评”的路子,贴住具体作品说话,不作过度阐释。前已所述,他在《新月》发表的多数是书评,这为他开展文学批评奠定了良好的学风。1934年9月29日,他在天津《大公报•文艺》上发表《谈书评》一文,认为书评的大忌是“借题发挥”,“抓住书里无关紧要的几点大发议论,故作批评的姿态”,而真正的书评家是“实际的批评家,他最高的贡献就是把一部新出版的著作放在以前所有同类的名著中评衡它的价值,他的工作的性质是历史的,比较的,评价的。”【4】叶公超的文学批评观,于此可见。在《<泪与笑>跋》一文中,叶公超认为梁遇春“他的文章与他的生活环境并不冲突;他从平淡温饱的生活里写出一种悲剧幽默的情调本是不稀奇的事。”【5】叶公超的这篇书评,落到实处不蹈空,有理论发现,但对理论的阐释以不溢出作品的边界为原则。因此,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源自书评,这种可短可长贴住作品说话的文体,既是叶公超文学批评风格的最初呈现,也对当时文坛抽象理论泛滥有反拨作用。

鲁迅与新月派一向势同水火。1936年鲁迅逝世后,叶公超花了几周时间,把鲁迅的所有作品重读了一遍,发表了万字长文《关于非战士的鲁迅》,高度赞扬鲁迅在小说史、小说创作和散文上的成就。他甚而批评他那小圈子里的“哥们儿”——胡适、徐志摩的散文不敌鲁迅的。这种由衷的揄扬,惹得宅心仁厚的胡适都十分恼火:“鲁迅生前吐痰都会吐在你头上,你为什么写那样长的文章捧他?”叶不以为然,强调:“人归人,文章归文章,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上的成就。”最后的岁月,他写的绝笔《病中琐记》的最后一章《评论鲁迅》,他还说想把当年的《关于非战士的鲁迅》找来读一读。他始终认为“不能因人而否定其文学成就”。

季羡林在清华的时候,与叶公超接触较多。他的散文《年》是得到叶公超的垂青,推荐到《学文》发表的。他对“难道我能够忘记吗”的恩师的评说,与学兄王辛笛的说法颇有异趣。季羡林认为,在叶公超与俞平伯这两个名士的比较中,“俞是真名士,而叶是假装的名士。前者真率天成,一任自然;后者则难免有想引起‘轰动效应’之嫌”。“我觉得,公超先生确是一个做官的材料。”

【19】许渊冲:《山阴道上》,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年版,197页。

叶公超小小年纪就去了美国,英文了得,但中文底子没打好,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也不够深。胡适赞他:“英文是第一等的英文,他说得更好,就是外国一般大政治家也不见得说得过公超。”但闻一多却戏谑他为“二毛子”。叶虽不以为忤,内心却大受刺激,对中国文学艺术猛力进修,不久即翻然一变,成为十足的中国文人。他上课时口衔栗色大烟斗,一派英国绅士派头,加之一口流利的英文,学生听得耳朵都长了,下课后还不愿离去。特别是那些纯情女生,个个如痴如醉,恨不得即刻以身相许。

叶公超几乎是一生闹穷。他说他是个败家子,“把祖宗留下的遗产卖了许多”。尽管他晚年自己说那只毛公鼎是他捐的,似有自誉之嫌。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叶公超以文学批评名称一时,他的多数作品完成于1926—1940年。这段时间他在上海暨南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其中在清华大学任教时间最长。叶公超不是闭目塞听的学者,他站在现代文坛一线,先后任《新月》、《学文》、《文学杂志》等刊物的编辑和自由撰稿人,这些刊物所聚集的文人集团,文学史上或命名为“新月派”,或命名为“京派”,因此叶公超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从新月同仁到清华学人的动态历程。

口冠这一打,没把他的性命打掉,反把他对政治的兴趣给“打”出来了。经此生死风波,他心态一变,决意应承友人的延揽,辞教从政,自此涉入外交界。叶公超在清华园与友人谈及蒋介石时对其并无好感,那时压根没想到自己将来会入蒋的彀中,一度还成为重臣。这个曾对政治不屑一顾的人,这个因剑桥背景和语言天资而有些恃才傲物的人,一踏入政界,竟能凭借纯正的牛津口音、叼着烟斗的英国绅士派头,驰骋外交战场,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对方是绅士,他比绅士还绅士:对方是流氓,他也会说比他更脏的脏话。这让在瓷盘上作画的叶公超赢得了“文学的天才,外交的奇才”之美誉。

“文写叶公超,武写孙立人”,台湾史学界人如是说。

【22】张洁宇:《荒原上的丁香——20世纪30年代北平“前线诗人”诗歌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59页。

情势渐缓之后,叶公超密嘱家人仿造了一个赝晶缴上去,以蒙敌听。当他形容憔悴地走出牢房时,已然被整整关押了49天。翌年,他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毛公鼎运出大陆,终于使这一珍稀国宝一度脱离了虎狼之区。

叶公超在北大、清华当教授时,年轻气盛,一副绅士派头。大概是年代不同,对他的描述也大有径庭:一说“风度翩翩,不拘小节,春秋着西装,背部微驼,头式右分,一尘不染”;一说“公超先生很少着西装,总是绸子长衫,冬天则是绸缎长袍或皮袍,下面是绸子棉裤,裤腿用线带系紧……先生的头发,有时梳得光可鉴人,有时候又蓬松似秋后枯草。他顾盼自嬉,怡然自得”。学生中的崇拜者称他是“中国的约翰博士”。他的英文名叫George。他一直教西洋文学,吴晗、钱锺书、王辛笛、季羡林、常风、赵萝蕤和杨振宁等,他都教过。众多的学生在晚年回忆他时,几乎是众口一辞:说听他的课既是享受,又有点“那个”。

其次,躬行“实际批评”,增强文学批评的学理性,为文学批评正名。

叶公超偏爱述而不作,不立文字。他参与了《新月》杂志的编辑,最后三四期,因文稿匮乏,他只好自己动笔,刊出的几乎全是他的文字。1933年,叶公超与闻一多等创办《学文》月刊,作者中有一批北大、清华的高材生,季羡林也在其中。有一次季的散文《年》受到叶的垂青,获得发表,这下把他美得不得了,紧接着又写了篇《我是怎样写起文章来的》,期望也得到叶的首肯。可没料到,叶大发雷霆,铁青着脸大吼:“我一个字也没有看!”季吓得目瞪口呆,赶忙拿了文章走人。

他的“恃才傲物”偶尔会卖弄词句,摆出一副傲慢“嘘人”姿态,而致非议,因而得罪了不少人。有次报业酒会上某公问叶:“在今日记者群中,你看哪一个是最出色的?”他思索一会说:“以后我若有一天不做官,我倒想做新闻记者。”鄙视在座人中以名记而自许者。叶公超早年与饶孟侃友情甚笃。一日两人论英国诗人××,叶公超取出那位诗人的集子,要饶读后再讨论。饶疲倦了掩卷入眠。他大怒,拣一本硬壳书投在对方的头上。两人红脸。

陈子善认为,作为清华学人的叶公超,“培养了整整一代优秀学人。”【12】莘莘学子因得到叶公超的悉心培养而成才者不在少数。曹葆华1927年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1931年入读清华大学外国文学研究所,1935年毕业。从1933年10月到1936年3月,他以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名义,创办了《北平晨报•诗与批评》副刊,共出74期,大量译介了瑞恰慈、艾略特、瓦莱里等西方现代主义诗论,这一副刊成为北平现代主义诗歌的主阵地。叶公超是清华大学诗与批评社的指导教师之一。曹葆华在叶公超、温德的指导下,把西方前卫的诗歌理论如瑞恰慈的语义分析、艾略特的现代诗论、后期象征主义瓦莱里的纯诗理论等翻译给国内诗坛,这些译作后来结集为《科学与诗》和《现代诗论》出版。叶公超还为曹葆华的《科学与诗》作序,序文写于1934年7月2日的清华园。叶公超在序言中说:“我希望曹先生能继续翻译瑞恰慈的著作,因为我相信国内现在最缺乏的,不是浪漫主义,不是写实主义,不是象征主义,而是这种分析文学作品的理论。”【13】这里既有叶公超的眼光,又有为师者对学生的鼓励。从《诗与批评》副刊所刊载的诗学译文看,曹葆华不负叶公超嘱托,做出了成绩,以一己之力译介了T.S.艾略特、瑞恰慈的诗学理论及新批评理论,对国内诗坛学界接受和实践西方新批评方法,起到了推动作用。

叶公超出身书香世家。他中学时代即留学美、英、法。曾是着名诗人弗洛斯特的高足,并出了本英文诗集。后入英国剑桥大学,获硕士学位。在英国他得到罗素的赏识,还与着名文论家艾略特亦师亦友,并首次把艾略特的作品引入中国。

叶公超上课“很少早退,却经常迟到”,有时迟达十五分钟之多。调皮的学生们以为他不来上了,喜欢悄悄地与他捉迷藏,从教室两侧的楼梯溜号,制造不上课的机会。他见怪不怪,还常常以自嘲调侃学生:“我上趟上课来得不慢,你们却走得更快。”他是绝对的自由主义者,教学原则是熏陶,中国书院传统的身教,把教室当做师生切磋学术的场地。“要来便来,不来不勉强。”因为他的课有魅力,选修他的课的学生特多。

首先,主编《学文》杂志,培植文坛中坚力量,为“京派”文人集聚和《文学杂志》创刊奠定基础。

叶公超原本无心仕途,甚至反对文字议政。但1940年的一天,他突然离开昆明赴香港, 自此从中国文坛消失了。

“他讲课前先要学生朗读课文,读慢了,他讥讽学生结结巴巴;读快了,他又说快不等于好,结果学生得到的只是批评,没有表扬。”

二、英才勤作育,水木清华地

叶公超的才子脾气比他的教学方法更出名。他名士派头很足,有时路上学生恭敬地跟他打招呼,他似没看见;有时学生没看见他,他却隔着大马路大呼学生的名字。他考试评分非常严,令人提心吊胆。有个学生有点小才气,比较狂傲,在阅“莎士比亚”这门课的试卷时,叫—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尽管他的试卷答得没有什么可挑剔的,但叶就是只给他58分。那学生去找他,想请他多加两分。叶见之,明知其意图,却只是很热情地给学生煮咖啡,和他兴高采烈地谈国家大事。谈了足足两小时,就是不给他讨分数的机会,哪怕几秒钟。学生无奈, 以为没戏,只好怅然离去。叶见他欲走,嘴上说“不送不送”,但最后一秒钟时,却追上去和学生握手,主动说给他把分加上去,但同时提条件说“以后上课时不可嚣张”。

当年在暨大与校长郑洪年一言不合,他拍案而起,拂袖而去。

1936年4月17日、5月15日叶公超在天津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音节与意义》一文,对法国象征派诗歌的音节理论提出质疑,对把诗的音乐性凌驾于意义之上提出婉转的批评,认为诗中有损意义传达的音节是“泛滥的音节”。如果把《论新诗》和《音节与意义》两文交互参阅,叶公超所运用的跨文化跨学科的比较方法是明显的。可见,叶公超的文学批评,旨在发展理论,这才是他的目的。叶公超作为清华大学外语系的国籍专任教授,所任课程甚多,其中有些是具有研究性质的专题课,比如“近代文学专题研究”和“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而前者的教学内容包括“文学中之浪漫心理,现代文艺心理之起源,现代批评中之价值问题与传达问题,由美学和字义学(Semosiology)出发之评论,文学之社会性,渥兹华斯以来之诗的理论,等等”【27】,课程设置旨在把学生培养 “成为博雅之士”,“创造今世之中国文学”,“汇通东西之精神思想而互为介绍传布。”【28】由此可见,作为清华学人的叶公超,他的文学批评和文学教育密切相关。了解清华大学外语系课程设置的培养目标,认识叶公超所担任的专业课程的性质,我们不难发现叶公超的文学批评中跨文化跨学科视野之所在。著名比较文学学者乐黛云先生在其《我的比较文学之路》一文中【29】,谈到了1930年代清华大学外语系所开设的“比较文学”、“比较文化”(瑞恰慈)、“中西诗之比较”(吴宓)、“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学”(温德)等课程,认为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产生的标志;同时也提到“近代中国文学之西洋背景”、“翻译术”是学科意义上的比较文学课程,而这两门课,前者是叶公超所任,后者吴宓担任,西南联大时期由吴宓和叶公超两人合任,吴宓负责英译汉,叶公超负责汉译英。2007年乐黛云先生主编的跨文化沟通个案丛书出版,闻一多、朱光潜、宗白华、钱钟书、梁实秋、冯至、卞之琳、穆旦、梁宗岱都进入学界的研究视野,单单遗忘了叶公超。因此,对叶公超文学批评的跨文化研究,不失为学术研究的增长点。

作品集:

1949年他到台湾。先后任“外交部部长”、“驻美大使”和“资政”。

【2】【3】【4】【5】【6】【7】【8】【9】【12】【13】【18】【20】陈子善编:《叶公超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255—256、257、47、93、15、18、19、20、271、148、222、1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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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没有抗战,我是不会进外交界的。现在我后悔没有继续从事文学事业。”叶公超暮年回忆时如是说。

1977年10月16日,叶公超在中国台北《联合报》副刊发表了《我与<学文>》一文,述及《学文》杂志创刊的初衷和特色。“民国二十二年底,大伙在胡适家聚会聊天,谈到在《新月》时期合作无间的朋友,为什么不能继续同心协力创办一份新杂志的问题”,“《学文》同人,除了《新月》的原班人马,新人中有个朱孟实先生。”【2】可见《学文》是徐志摩之后“新月派”的同人刊物,秉承《新月》之余脉。《学文》重诗,但不轻文,“《学文》对诗的重视也不亚于《新月》。诗的篇幅多不说,每期将诗排在最前面,诗之后再有理论、小说、戏剧和散文,已成为《学文》特色之一。”【3】《学文》杂志仅存四期,但为文坛推出了一些重量级作品,繁荣了创作,活跃了批评,扶植了文坛新生力量。林徽因的诗《你是人间的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废名的小说《桥》,沈从文的散文《湘行散记》,卞之琳的译作《传统与个人才能》,曹葆华的译作《诗的法度》,萝蕤(即赵萝蕤)的译作《诗的名称与性质》等发表在《学文》上,此外叶公超的《从印象到评价》,闻家驷的《波德莱尔——几种颜色不同的爱》,钱钟书的《论不隔》等都是有学术含量的论文。在《学文》发表新诗的多数是“新月派”诗人,如饶孟侃、陈梦家、林徽因、方令孺等,但也有臧克家;胡适、梁实秋、闻一多、杨振声等老作家有新作支持《学文》,学生才俊钱钟书、季羡林、何其芳、赵萝蕤、曹葆华、吴世昌、唐兰等在《学文》上渐露头角。《学文》杂志的执行主编是叶公超,编辑部的地址在北平西郊清华园,发行人是余上沅(余上沅是原新月书店的发行人)。《学文》杂志有两个突出的地方:一是新诗和诗学论文(译作)在编排上一前一后比较醒目,体现主编的办刊趣味和追求;二是对学生才俊的扶持不遗余力,1930年代卞之琳、何其芳、废名等北平“前线诗人”借助《学文》一一登场。叶公超主编的《学文》杂志,不失为《新月》的余脉,对朱光潜后来主持“读诗会”和主编《文学杂志》产生积极影响,成为“京派”力量集聚的先声。

那时北大英才云集,但叶公超凭着剑桥硕士的****,昂首步入英文系。这一年,他才22岁。下面的学生大多比他年长,废名就比他大四岁,便是最小的梁遇春,也只比他小两岁。这是他的两个得意弟子。梁遇春学习起来玩命,废名逃课也很拼命。

有的女生说他很“师尊道严”,上课不敢交头接耳,但多数人说他风趣、随和。一次他出的译题是李白的《怨情》:“美人卷珠帘,深坐颦蛾眉。但见泪无痕,不知心恨谁?”同学们都犯难,一位洋派的同学课堂上直呼叶公超的名字:“你叫我们翻译李白的《怨情》,不管作者李白理不白,没有交代清楚。美人心中到底恨的是谁?叫我们怎么翻呀?”全场先是肃然,后是哗然。“Wait a minute!”他不是笑,不是不笑,半眨着眼回答说:“我也哪儿知道她的心恨谁?”大家笑得开心时,他却一字一顿地说:“我要是知道,也不叫你们翻译了。”逗出的“笑声差点把红楼扯去一角”。

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叶公超,他的教育背景不容忽视。1904年10月20日叶公超出生于江西九江,名崇智,字公超,其父叶恭紃生于番禺,年轻时曾在广州和胡汉民、其弟叶恭绰一起经营萃庐书社,算得上新派人物。叶公超幼年失怙,全赖叔父叶恭绰抚养成人。1912年年仅9岁的叶公超去英国读书两年,1914年又去美国念书一年,1917年考入国内著名的南开学校。1920年他再次踏上美国,在美读完高中;1922年夏入读美国爱默思大学,1925年获得学士学位。美国著名诗人弗罗斯特(Robert Frost)于此执教,叶公超受其影响,研习现代诗,并出版英文诗集“Poems”。同年秋,他来到英国剑桥大学玛地兰学院(Magdalene College)攻读文艺心理学,1926年获硕士学位。在这里,叶公超结交了亦师亦友的英国著名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从爱默思大学到剑桥大学,叶公超所受的教育是英美人文主义教育,这种教育形塑了他自由开放的精神气质和严谨不苟的学术品格。

叶公超的教学法非常奇特;他几乎从不讲解,一上堂,就让坐在前排的学生,由左到右依次朗读课文,到了一定段落,他大喊一声;“Stop!”问大家有问题没有,没人回答,就让学生依次朗读下去,一直到下课。偶尔有人提问,他就断喝一声:“查字典去!”这一声狮子吼大有威力,从此天下太平,宇域宁静,大家相安无事。有学生问,有的字在《英华合解词汇》里查不着,怎么办?他说:“那个《词汇》没用,烧了,要查《牛津大词典》。”

叶公超去世时,夫人没有赶回告别,只以未亡人身份献了一幅挽联:

【1】闻黎明编:《闻一多年谱长编》,湖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1—362页。

原来1939年春,一封寄自香港的信件穿山越水,飞到了叶公超手上,叔父叶恭绰苍劲的笔迹赫然入目。叔父在信中,焦急地说了上海的事态,他担心姨太太潘某贪婪撒赖,可能图谋霸占包括毛公鼎在内的全部财产,因此叮咛叶公超火速赴沪,设法保全毛公鼎。他强调:“过去日本人和美国人两次想出高价购买毛公鼎,我没答应。这是国宝,决不能落在外人手中。”他星夜兼程。果不其然,潘某向日本宪兵队告了密。日本人立刻派兵把叶宅包围得严严实实。在叶宅里里外外掘地破壁,折腾了大半天后,连鼎的影子也没找着,气急败坏之际,便以“间谍罪”的罪名把叶公超抛进大牢,又不分昼夜,对叶公超先后7次提审,2次鞭刑、水刑,逼其说出藏鼎的地方。他被折磨得死去活来,却守口如瓶。他甚至做好了死的准备。然而他没能就死。

国民党拟建“革命实践研究院”,陈诚任主任。饭桌上,叶公超直言:“研究院是做官的‘终南捷径’,受过训的人除了多了一件护身符外,看不出什么效果。”一句话把陈诚噎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只好打哈哈。

再次,文学教育惜才爱才,善为学生创造机会,人才培养卓有成效。

“作为老师,我猜他不怎么备课……他只是凭自己的才学信口开河,说到哪里是哪里。反正他的文艺理论知识多得很,用十辆卡车也装不完的。”“如果说叶老师什么地方有点令人不自在的,也许是他那种自然而然的‘少爷’风度,当然绝非‘纨绔子弟’的那一种。”

第一,研究、翻译以艾略特为代表的英美现代主义诗歌诗论,为中国新诗和现代诗学提供新的参照系。

课堂上,他喜欢信手拿些唐诗、宋词、元曲叫学生翻译。对音律平仄他素不苛求,讲究意会神通。一如死板板的,“中英对照”,他便批评“这是从字典上抄来凑成的字句”。他擅长启发式,一次他让学生译柳宗元的五绝《江雪》,“寒江雪尚望有鱼乎?钓的是柳氏当时的心境”。一语点睛。

三、文苑称雄杰,岭南一枝春